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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叫魂

3已有 467 次阅读  2019-04-13 20:06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的惊颤漫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 ‘叫魂’ 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恒。
 In the year 1768, on the eve of China's tragic modern age, there ran through her society a premonitory shiver: a vision of sorcerers roaming the land, stealing souls. 

以上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s Kuhn)199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第一章第一段的句子。

清高宗弘历当政60年。他接手的大清国经过前任顺治康熙雍正的治理巩固,迅速达到权力和威望的顶峰。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乾隆盛世。可是在这盛世之下,1768年(乾隆33年)春天4月起,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妖术搅得太平盛世天昏地暗。仓黎百姓人人自危,各级官员疲于奔命,乃至乾隆本人都卷入其中,寝食难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盛世里妖术为何竟能横行呢?从历史角度出发,这个事件到底有什么警示意义。

乾隆执政时的大清版图。当时我们不拥有新疆, 也没有控制青藏高原

话说1768年开初,浙江湖州德清县要修桥,县令发标招募工匠建桥。仁和县石匠吴东明中标,海宁县石匠落榜。本来一件普通市政工程,却被人恶意利用。最初是一个寺院为了同另一个寺院争夺香火,造谣说修桥的那段路被海宁县石匠(投标落榜)做了法。过几天谣言变成石匠在修桥的木桩上写了活人的名字或缠上头发。据说这样才能把木桩打到河底。于是。有人真的偷偷找到吴东明,求他把自己仇人的名字写在木桩上用锤子砸或镇在修桥的木柱下,祈求仇人被锤死或万人踩,永世不得翻身。案宗记载:吴东明直接打了110报警。

知县审理后,打了求吴石匠使坏的那人25大板,然后就放了。谁知这起芝麻大小的小县小事,后来竟发展到一个涉及12个省,皇帝亲自过问的大案。可谓风波起于青萍之末。

在当时,人普遍觉得法力是有的妖术是存在的。相信的理由之一就是康熙朝皇宫大内向全国发布的案情通报。关于康熙皇长子胤禔用魇镇妖术诅咒时任太子胤礽,希望太子早日死掉,好让自己有机会荣登大位。通报中还说案子是其三弟胤祉揭发出来的,瞧这红二代哥仨。你想啊,皇帝家都信这个使这个,能没有吗?加上当时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熟人社会”,人们对外来人员产生本能的恐惧。特别是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工匠、云游僧道和乞丐大多会作法“摄魂”。

寺院无中生有的编造和石匠农夫采药人等的迷信勾兑开始在周边市镇乡间扩散,而关联但近乎平行的另一起叫魂案洽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德清一个年轻人计兆美喝醉了,被叔叔疑心在外赌钱而打了一顿。

计兆美连夜逃到几十里外省府杭州,打算靠乞讨为生。一天半夜,杭州人对计兆美的口音起了疑心,怀疑他是来摄魂的。于是盘问并对他拳脚相加最后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继续拷问。计兆美吓着了就胡编了故事,承认是叫魂的。随身来带了50张纸符,他把48张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咒死了两个孩子。

第二天,计兆美发现自己在杭州府钱塘县衙门过堂。此前,他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也知道为首承办的石匠姓吴,或许隐约记得石匠名字中有一个“明”字,审问中他顺口回答说:“纸符是瑞明给我的。” 于是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万幸的是计兆美没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指认出来,纸符即便有也不可能是吴石匠给计兆美的。晓以利害(受刑后),计兆美承认故事就是因为害怕而胡编乱造出来的。

案子清了但谣言还是没有停止,并且好像总能和浙江几起类似的古怪事情关联。闹得人心惶惶。省巡抚为了消除人们疑虑,再次进行一次三堂会讯,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目的是将事件作个了结。会审结果是维持原判。这次对造谣生事人增加了惩罚,打板子甚至带枷游街。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真正解除对妖术的恐惧反而引发了民众更多的疑虑。民众眼中看到、耳中听到的是被抓到的“妖人”数目又增多了,心里更加惶恐不安,谣言也更加迅速向外传播。现代术语叫塔西佗效应,政府咋做都是错。民众的反应和政府愿望总是相背。

夏天的时候,谣言再次升级。先是出了浙江北上山东,‘叫魂’直接进化成‘剪辫子’。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梢甚至衣襟都能做崇,“以为厌胜之用”。即“剪别人的辫子,让他去找自己的魂吧”,于是人们都‘明白’了,“剪辫”和“叫魂”是同一伙人。高手在民间,谣言在行进中添加了不同颜色的羽毛,诸如迷药等等。一时间, 半个中国谈魂色变。故事越编越玄,传说有人谋划要剪够1万人的发辫,来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这些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叫魂”恐怖滴答滴答地漫散着,出省跨州,往复流传,自我强化。

审案审成传播谣言。夏末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地方大员们对此却一直不经心。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清朝官方断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是看是否有叛逆色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就冠以妖术,类似今天的煽颠。坚决果断迅速镇压,即时上报。反之,即视为普通巫妄之说一般处理。所以,尽管谣言传布面积很广,各省对此却自行处理,隐瞒拖延,均未上报。这件事还有一个特点:涉事人都是低端人口。前后地方绅士并没有参与其间。在中国当时的君主+官僚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任何群体性事件只有获得绅士阶层的同情和指导才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否则只是起哄罢了,很雷同于时下的热点,没有大咖撕B的热点几天都持续不下去。官府可能普遍认为这样的草民成不了气候。 秋凉自然凉。

可有人不这么看,出于某种考虑。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为这是出大事的节奏。应该重视努力清查。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子有特殊敏感。据此他认为事件是带有政治意味的,“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于是把调查处理结果上报朝廷。乾隆皇帝应该当时正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休养,接到富尼汉奏折一拍光脑门当天就发出上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 虽然各地官员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不屑一信, 可皇帝降旨查处不能不重视了,好歹也要有所行动。好多省份都轻而易举地查出了一些割辫、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奏折的不断发来,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更觉得自己英明。朱笔一挥拔高了事件的性质。这不是一般的谣言,这是一个大阴谋,实质是谋反。爱卿, 你们啊,太图样图森破!谋反,在中国历来是最重的罪名,碾压谋反也是最大的政治。再吊儿郎当的官员也不敢慢待。皇帝定了调,上纲上线了。官员们那个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调调也从清查“谣言”转到抓“反叛”运动上来了。很快,全国十二个大省份抓捕的近六十名姓名确凿的剪辫案犯连同春天4月以来浙江巡抚永德审理过的所有罪犯,包括最早的吴石匠东明连人带卷统统送到了承德北京。朝廷大张旗鼓搞了“北京会审”、“承德会审”,加上最早的“省级会审”。使得此案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案。

结果呢。一无所得。案犯只有上酷刑才招供,一会审就一一翻供。案情逐步明朗,这不过是又一场庸人自扰的荒唐而丑恶的闹剧。

当然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有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死在监狱里。还有抓捕过程中直接被当地民众痛恨殴打致死的。面对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落实一件‘妖’案的结果,乾隆起先不相信这个事实。又指示由军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却发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破绽,充斥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建立。

尽管如此,但乾隆皇帝并不这样看。他始终认为,清查没有结果是因为地方官员失职。他发上谕称:“乃朕严切训谕,始行饬属查办……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他是不会下罪己诏的。连累一批官员去顶缸必须滴。

乾隆皇帝十一月初一回到北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对摄魂案的清查。军机处在接到圣旨后迅速发出指令,释放全部案犯。

沸沸扬扬的“叫魂案”鸡飞狗跳地闹了近一年,朝廷不再追查了,妖风迷雾也自然烟消云散。历史的裹脚布轻轻一转,没有人再注意这一事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来到中国,在浩瀚的档案里挖掘了这起案件,又用了1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此书大量引用清代的中外文献档案资料,娓娓道出一段段稀奇曲折的故事。孔飞力以‘叫魂’案为中心采取大叙事视野,在讲述一件件具体事件的过程中把乾隆盛世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展现给读者。他娴熟运用区域分析和其他多种社会学方法,把当时官僚科层体系,甚至不同官员的心理状态都进行了详细梳理,让你觉得本该如此正是如此。孔飞力真不愧为一代中国历史人文大师。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只是好像他们都加了密,在我们拿到密码本前无法解开它(等密码本来了,一切都显得太迟了) ------孔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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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 思想 2019-04-13 21:26
    "并且好像总能和浙江几起类似的古怪事情关联。"

    杨乃武与小白菜。
    酷刑“站笼”是浙江酷吏发明的
    现在还有吴英案
  • 夜夜笙歌 2019-04-14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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